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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词解释汇总 （52mti.com整理） 《新青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人的文学” 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双簧信 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 林蔡之争 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学衡派 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 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鸳鸯蝴蝶派 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黑幕小说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学革命后第一个纯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其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创造社 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等，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直觉”、”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主张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创作上的流派特色十分明显，他们的作品大都侧重表现自我，带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翻译大多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作品。 1925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作家发生分化，提倡革命文学，并从行动上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进一步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郁达夫因为与创造社个别成员意见不合也退出创造社。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成员，如冯乃超等。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 新月社 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 语丝社 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浅草-沉钟社 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 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 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写作抒情诗，但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 新剧 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南国社 1923年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先是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了话剧创作《获虎之夜》等，后又办《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开展话剧创作活动主要是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汉创作的剧本《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等。南国社发展了”五四”时期的爱美剧，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往往带有伤感成分和浪漫色彩。它在中国话剧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它的成员，以后不少成为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骨干人才。 象征诗派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太阳社 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 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 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革命+恋爱小说 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 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 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剧联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中国诗歌会 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共同发起。主要刊物是《新诗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中国诗歌会在内容方面主张”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则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派 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民族主义文学 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 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 （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 （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问题小说 是“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排头兵，主要在1919—1923年兴盛一时。一般说来，凡是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象或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小说，都可谓之“问题小说”。主要作家：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叶绍钧）。主要作品：《狂人日记》1918、《药》1919、《阿Q正传》1921、《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两个家庭》《超人》《斯人独憔悴》冰心。 乡土小说 指20Y初出现于文坛的一股文学潮流，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重要作家：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寓居京沪的青年作者。主要作品：王鲁彦《柚子》、彭家煌《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许钦文《故乡》、蹇先艾《水葬》、许杰《惨雾》。 抒情小说 在“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相继出现的同时，自叙传抒情小说也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上大发溢彩。自叙传抒情小说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理，侧重作家对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重要作家：以郁达夫为主的创造社抒情作家群体、王以仁、庐隐、 dan女士（冯沅君）、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语丝社的冯文炳、废名及具有抑郁色彩的许地山等。主要作品：郭沫若《漂流三部曲》：《歧路》《十字架》《炼狱》；郁达夫《沉沦》；王以仁《孤雁》；庐隐《海滨故人》；许地山《命命鸟》。 小诗 是从国外输入的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短小的篇幅包容了广阔的空间，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觉、感受的表现，自由诗体的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 零余者 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主人公大都是“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己，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漓，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经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闲话风 闲话也称“漫笔”，不仅指题材上的“漫”无边际，而且是行文结构上的兴之所至的随意性。“闲话风”是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闲话风”的散文就具有平等、开放的品格，充溢着真率之气，弥漫着自然、亲切、和谐、宽松的氛围。 《新青年》“随感录” 1918．4《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首创“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议论时政、会批评、文化批评的短小精悍的论文——杂文。《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鲁迅的杂文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当时带动了许多杂志、报刊，开辟了杂文园地，推动了现代杂文的写作热潮，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言志派散文 周作人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话体为主要体式的“言志”小品文的理论，形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内容：①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即抒我之情，把叙事、说理、抒情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②更乐于饮苦茶、读杂书，陶醉于“苦雨斋”阴郁如雨的古典氛围里玄思、冥想，表达“凡人的悲哀”，“在文学上寻找慰安”。形式：追求自然而隽永，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语言将口语、文言、欧化语杂糅调和，产生一种涩味与简单味，耐人咀嚼。 冰心体 “冰心体”的散文，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 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所谓冰心“心中要说的话”，简言之即“爱的哲学”，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 语丝文体 在《语丝》周刊上刊载的散文，内容以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为主。内容上“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形式上主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在艺术上主要以文艺性短论、随笔为主要形式。文笔幽默、泼辣，时称“语丝体”。分为两大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的小品文，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杂文。在现代散文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天知派新戏 1910年底，由任天知发起，聚集了汪仲贤、欧阳予倩、陈大悲等优秀戏剧人才，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进化团。他们打着“天知派新戏”的旗帜，以《血蓑衣》、《东亚风云》、《新茶花》一炮打响，演遍大江南北。“天知派新戏”是“广场戏剧”的先河。内容上反映现实，具有教化功能，有功利性。形式上不在固定的剧场内演出。 春柳社 1907．2，由中国留学生组织，在东京成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主要成员：李叔同、曾孝谷、陆镜若、欧阳予倩等。搬演了《茶花女》；改编并演出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最早改编的话剧。春柳社在公开发表的《演艺部专刊》里宣称，他们所要创造的，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以语言、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的戏剧形式，当时称之为“文明戏”。1912年，春柳社成员陆续回国，组成了“新剧同志会”。1914年在上海建立了“春柳剧场”，大张旗鼓地组织职业性演出活动。 民众戏剧社（上海民众剧社） 1921．5，成立于上海，汪仲贤首先提议，并联合了陈大悲及新文学界中的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等人。这是“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同时创办了《戏剧》月刊，这也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专门性戏剧刊物。理论主张：①第一次在中国倡导了民众戏剧的观点；②极力主张创作自己的、适合我们社会的戏剧；③在舞台艺术方面，要求建立新的戏剧观念、表演技巧、导演制度等；④在剧团体制方面，倡导非营业性质，不受资本家操纵，并独立于国家的支配存在，具有艺术实验性质自由喜悦。1922．1，民众戏剧社的活动中心由上海转移到了北方，扩建为新中华戏剧协社。 上海戏剧协社 1921冬—1933，是接受“爱美剧”理论的影响，在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演剧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早期戏剧团体中历史最长的一个，成员最早有应云卫、谷剑尘等，后来欧阳予倩、洪深加入，增添了活力。1922．1，民众戏剧社转移到北京后，上海戏剧协社成为南方“爱美剧”活动的主力军，直到1933年，长达12年之久。其中洪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女演员登台演出；②提出严格的剧场管理制度。洪深是早期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 小剧场运动 起源于19C末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以后风行于英、德、荷兰、俄、美、日等国，这是一次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戏剧，取代在西方剧坛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戏剧的戏剧革新运动，它揭开了西方（与日本）现代戏剧的帷幕，在戏剧观念以及戏剧文学、导演、表演、舞蹈、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中国的“小剧场运动”：以业余的、非营业性的取代职业的、商业化的戏剧革新运动。倡导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①建立不同于文明新戏的新的戏剧体制，使中国话剧走上正规化、专门化、科学化的道路。②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与建立一整套新的戏剧美学原则与表演体系和模式。创造出了“剧场戏剧”的创作与表演模式，即“大剧场运动”。 第四堵墙 强调再现人生的真相，自然的生活的原态：“舞台上的生活，正如你透过一垛墙看到人家屋里那样”，因此，戏剧的最高目的是创造充满真实生命的“舞台的幻觉”：舞台美术追求逼真的、生活化的效果。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但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倾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东北作家群 形成于30Y中期，作品充溢着深沉的力，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一些青年作者，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李辉英等，是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作品反映了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表达对敌伪的仇恨，对故乡的眷恋，对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粗犷的地方风格。作品有：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鹚鹭湖的忧郁》、骆宾基《边陲线上》。 社会剖析小说 是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包括沙汀、吴组缃、叶紫等的左翼小说，其特点是：用二元对立的因果关系来表现复杂的社会斗争的。在创作时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维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主题清晰，戏剧性冲突集中撼人，细节刻画人物雕镂性强，但情节结构呈封闭型，是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小说体式。 海派 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集中表现在30Y的上海。代表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特点：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美文 美文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大力倡导有关，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王统照、胡适等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等进行创作实践，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文协”。1938、3，成立于武汉。这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包括了除汉奸以外的各派文艺家。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历时最久的文艺刊物。文协在团结作家抗日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推动作家与现实、群众的联系起了积极作用。 “孤岛”文学 从地域而言，是指上海租界，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四面包围中，坚持抗日文学活动；就时间而言，是指1937.11上海沦陷—1941.12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止，历时4年多。“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是：①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文载道、周木斋等发表了许多密切联系现实、是非爱恨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②戏剧特别活跃。业余剧团遍布于各学校、行业。于伶《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及上海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注意和民族气节，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中国新诗派” 成立：抗战结束以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到了北平、天津，继续发表诗作与诗论。同期，南方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陈敬容、唐祈因成为上海《诗创造》的“四人核心”，以后又加入了辛笛。1948年，从《诗创作》中分离出来，创办《中国新诗》，与北方的穆旦等诗人联合起来，组成中国新诗派，提倡“新诗现代化”，即“新传统的寻求”。主张：①中国新诗派的诗歌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观念：“综合”，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 ②强调“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根本改造”，这集中体现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反叛性与异质性。他们的“现代诗”的定义：“现代化的诗是辨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有机的、现代的”，“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 政治抒情诗 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人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的革命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新生代诗歌 “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内容上，反英雄、反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艺术上，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性的意象语言规范的颠覆。 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人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小说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归来的诗人 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写实小说：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知青文学 “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这个概念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表现“知青”的生活道路的创作，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出现，说明它开始被看做一种文学潮流，具有可被归纳的特征。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叶辛、陈村、李锐、肖复兴、竹林、李晓、陆天明、朱晓平、陆星儿、老鬼等。 革命文学论争 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 沦陷区文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 七月派小说 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 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战国策派 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 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 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 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随感录"作家群 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春柳社 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国剧运动 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社会剖析小说 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在创作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时代性格，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左翼内部，跟随茅盾如此创作的，有沙汀、吴组缃等人。这种小说模式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 上海艺术剧社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由郑伯奇、沈端先等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长郑伯奇。出版《艺术》和《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新兴戏剧及"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介绍了法国左翼剧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剧目。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理论建设，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后浪漫主义 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沦陷区文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自叙传抒情小说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纯诗 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大河小说 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汉园三诗人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开明派 30年代独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开明"同人散文家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和操守。他们的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却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 后浪漫主义 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街头诗运动 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积极提倡"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所谓街头诗，就是群众的诗，经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的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田间的街头诗最为突出，结构上采用"阶梯式"分行形式，诗句短而有力，节奏感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评书体小说 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二是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三是口语化，在艺术性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革命样板戏 是建国后一体化文学体制下戏曲革命化的极端产物。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把这八个剧目称之为“革命样板戏”。 “第四种剧本” 是1957年6月11日《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黎弘(刘川)的评论话剧《布谷鸟又叫了》的文章的标题。该文认为这种剧本首先考虑的不是人物的社会身份，而是生活本身的“独特形态”。即从生活出发，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生活，而不是从人物的社会身份出发，依照人物的阶级属性去编排生活。后来又有人将《同甘共苦》等反映“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的剧作，都归人“第四种剧本”的范围。这种概括有利于话剧题材的开拓和突破创作的公式化与概念化，后来在“反右”和“批修”斗争中却遭到了无理的批判。 “新生代”诗人 8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发生了新的转移，加上“朦胧诗”的讨论和新潮诗歌长时间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归来”诗人的创作渐趋沉寂。与此同时，推动新潮诗歌的一批青年诗人的后期创作，也更加热衷于艺术实验，迷恋抽象观念，因而也愈来愈远离现实生活和读者的感性经验。加上其中的一些骨干力量先后脱离国内诗坛，或转向其他体裁的文学写作，“朦胧诗”的创作和讨论的浪潮也开始消歇。在这期间，从新潮诗歌内部孕育生成的一股新的更年轻的创作力量，开始登上诗坛。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代”诗人。 “归来的歌” “归来者”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诗人群体。其中有在中国新诗史上享有盛誉的老诗人艾青，也有在40年代的诗坛上十分活跃的“七月派”诗人和部分“九叶振”诗人，以及崛起于50年代诗坛的一批青年诗人的中坚力量。1980年，沉默了20个春秋的艾青把他复出后的第一个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从此，“归来的歌”就成了这一派诗人的新创作的共名。 文化散文 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形成并逐渐成熟于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是90年代“散文热”中最重要的表现领域。文化散文主要是指创作主体写作时采用一种文化视角，“以二十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观察工具，避免先贤们的偏颇，文化批判鞭辟入里”，使散文写作“攀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代表作家及作品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 三红一青 是指《红日》、《红岩》、《红旗谱》及《青春之歌》这四部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以 191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生活为题材，并且在主流意识形态关于这段历史“本质规律”的规范性理论指导下，按照主流文学话语的创作规范叙述这段历史生活的。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形态特征——革命史诗性，并呈现出高度同一性的审美形态。 “鲁迅风” 30年代又出现一个杂文创作的繁荣期，涌现出一批新的杂文作家：瞿秋白、茅盾、徐攀庸、聂绀弩等，他们的杂文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和启发，这些作家的杂文特色是可以用“鲁迅风”加以概括的。徐攀庸《打杂集》、《不惊人集》，唐《推背集》、《海天集》，瞿秋白《乱弹及其他》。 三界革命 指19世末在维新运动直接促助下出现的突破传统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诗界、小说和文界革命，三主要由梁启超等倡导。所倡导的“诗界革命”要求诗歌以通俗语言创造新的诗境，反对拟古复古。“小说界革命”重视小说地位和小说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文界革命”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报章体”）。 开明同人 30年代独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等。开明同人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和操守.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 前线主义 抗战军兴，及时反映抗日战场和前方民心的作品，一个时期内被称为前线主义小说，有很强的新闻性纪实性往往集报告文学的典型化与小说的报告文学化于一身。代表作品：艾芜《南行记》，姚雪垠《差半车麦秸》。 体验现实主义 小说既然经过设定叙述人来叙述，纯粹的“客观主义”实际是不存在的.胡风派把主观性的有无看作是对”现实主义”内涵的必要理解,不过是在强调他们所认可的一种”现实主义”而已,有人称其为” 体验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路翎. 土改小说 在解放区大规模地开展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大部分作家意识到这个大变化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心理内容和审美内容,更富有吸引力的创作天地.涌现出大量的土改小说.代表作: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 校园诗人群 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遍地硝烟中,在由于物质匮乏而出现的经商狂潮中,出现了相对宁静的校园里对精神的坚守,成为园内人极为珍惜,园外人十分向往的战争中的精神家园,句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中,培育出了一大批战乱中的校园诗人,并以其特殊的风貌给这一时期的诗歌打上了不可磨灭烙印,并对以后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冯至<十四行集>闻一多卞之林李广田. 归来诗人 也称复出的诗人”指50中期以后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一些原因而被迫中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末粉碎四人帮才陆续回到诗坛诗人.1980艾青出版复出诗坛第一部诗集归来的歌》流沙河创作《归来》梁南《归来的时刻》归来的诗歌主题就成了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诗人创作现象.其作品展示了诗人在承受苦难蒙受冤屈后其灵魂的深度和人格的力度。 新写实主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小说创作中出现一股新文学创作倾向.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在对现实生活理解认识上，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主对象，在对真实理解上追求一种本色的体验真实，在对人物处理上主要体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在叙述态度与叙述方式采取民间叙事立场中立化叙述方式;刘恒的作品主突出人的动物性本能<狗日的粮食>;方方突出对生存本身的探索<风景》刘震云日常生活的琐碎<一地鸡毛》等. 人文精神论争 90年代文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价值立场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论争,人文精神论争是其中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思想交锋.论争的缘起是1993年王晓明等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论争的主题词是人文精神,讨论的核心是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性结论. “新生代”诗人 8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发生了新的转移，加上“朦胧诗”的讨论和新潮诗歌长时间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一些“归来”诗人的创作渐趋沉寂。与此同时，推动新潮诗歌的一批青年诗人的后期创作，也更加热衷于艺术实验，迷恋抽象观念，因而也愈来愈远离现实生活和读者的感性经验。加上其中的一些骨干力量先后脱离国内诗坛，或转向其他体裁的文学写作，“朦胧诗”的创作和讨论的浪潮也开始消歇。在这期间，从新潮诗歌内部孕育生成的一股新的更年轻的创作力量，开始登上诗坛。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代”诗人。 新写实小说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股新的文学创作倾向。这些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认识上，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在对真实的理解上，追求一种本色的体验真实，在对人物处理上，主要体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在叙述态度与叙述方式，采取民间的叙事立场，中立化的叙述方式。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等。 市井小说 新时期市井小说主要描写城市人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风俗和礼俗色彩，具有城市环境氛围，市民生活情调和淳朴的艺术风格。 王朔调侃式写作 “调侃”作为一表现方式大多作家只偶尔将其作为小说一表现手段,而王朔则将调侃上升为一表现方法,在其作品中调侃更是一个无所不在灵魂,成为其解构现实吸引读者重要手段.主美学特征是以俗戏雅,即以俗人姿态用俗语去戏弄高雅或正统事务.因称 双百方针 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三突出原则 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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