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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 ——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以及生善故。印度柏天乐和我国张建木在对勘玄奘的译文时指出其在译经过程中成功的运用了种种技巧：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 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到了宋代，虽也有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有名僧东来传法，宋太宗也曾兴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其规模与水平已远不如唐朝的玄奘时期。元、明、清三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人数渐少，几百年间只译了几十部经卷。 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是我国明末的杰出科学家、翻译家、进步思想家和爱国政治家。他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此后当属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等。这一阶段翻译多为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国人选择译品的余地不大。面口译和笔述者对翻译理论与技巧又知之不多。所以译作大都有“文义难精”之弊。但是他们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书籍在普及西方科技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 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显。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林纾他自己不懂外文，主张意译，而且有时他的意译有些过，因此，作品少有问津。但其所译小说语言优美，语言有时读起来比原作还要好，对文学界和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受到林译小说的影响。
道安对翻译事业的主要贡献是：一、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组织中外高僧协力翻译佛经。他主持译出的佛经约十四部一百八十二卷，计百余万言。二、由于道安不借外文，他采用支谦开创的“会译”法来研究翻译，对勘同本异译．区别本末，正误补缺。三、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翻译学中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四、编定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 鸠摩罗什对翻译事业的贡献是：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二、罗什译经重视文质结合，他的译经“义皆圆通”，“挥发幽致”。“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有一种华梵调和之美。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三、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四、罗什倾向意译，是我国古代意译派的代表。梁启超说他“深通梵语，兼娴汉言”，他的译籍“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及特点： 据史料记载，西洋文学作品传入中国最早始于17世纪初，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 1571-1618)在其著作《畴人十篇》（1608）和《七克》（1614）中介绍并翻译了伊索寓言的部分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其后又出现了以单行本面世的伊索寓言，如：1625年出版的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hokas Trigault, 1577-1628)口述，中国传教士张赓笔记的《况义》和 1840年出版的英国人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 1807-1846)和他的中国蒙昧先生合译的《意拾寓言》（Aesop’s Fables）。后一译本在当时影响很大，是近代翻译伊索寓言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版本之一（另一种是林纾等合译的《伊索寓言》），对其后数年伊索寓言的译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些都不属于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 1840-1870年间，虽也偶有英国约翰·班扬(J. Bunyan, 1628-1688)的《天路历程》(1853)和美国朗费罗(H．Longfellow，1807-1882)的译诗《人生颂》(1864)出现，但也均系由外国人翻译。 “中国翻译文学”，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因此，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直至近代的终点1919年。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1840-1894）、发展期（1895-1906）和繁盛期（1907-1919）。 1、萌芽期（1840-1894） 七十年代后，中国先后出现了近代第一部翻译诗歌和第一部翻译小说。 近代第一部翻译诗歌当属1871年王韬和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其中《马赛曲》系“七言”，富有整齐美和节奏感；《祖国歌》则为“骚体”，读起来抑扬顿挫。两篇在当时都很受欢迎，影响极大。梁启超曾评曰：王韬“所译《普法战纪》中，有德国、法国国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王氏译笔亦尚能传其神韵”。此外，《马赛曲》还被他收入《饮冰室诗话》。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873年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应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译者的目的在于“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意思是通过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反映英、法上流社会光怪陆离的放荡生活和丑恶现象。这部小说的译者尽管用心良苫，尽管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在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具有开先气的意义。 稍后，1890年回族学者马安礼又翻译了阿拉伯著名诗人薄绥里(1211-1296)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该诗是一首宗教颂诗，歌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文学史和宗教史上均具有很高的地位，不断为人们译成各国文字出版。马安礼的汉译本是仿《诗经》体译成汉文的，故又称《天方诗经》，这增加了该诗的典雅，但文中使用文言和四字句又限制了该诗意蕴和民族风格的表达。 在翻译理论方面，这一时期主要是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性，他说：“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其次，指出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此外，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学习内容、选拔学员条件、聘请师资标准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它是我国近代第—篇系统阐述翻译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文献，对当时设立外国语学校、翻译西书乃至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倡导和促进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他说：“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译作大多不标明原作者，且译者多使用别名。《昕夕闲谈》虽知是英国小说，但至于原作者至今也不太清楚，而译者蒋子让出版时也只署蠡勺居士。 二、小说译文多系节译，外国人李提摩太译的《百年一觉》也系节译。原书16万字， 该书所译还不到三分之一。 三、诗歌译文多散见于其他译作中，除《天方诗经》外．多数还未以独立的单篇形式出现。 四、译本均为文言翻译，白话译文还没有出现。 2、发展期（1895-1906） 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维新派领袖们更注重全面学习西方，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同时也对翻译文学提出了理论上的倡导，对这一时期翻译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7年，康有为刊行《日本书目志》，其“小说门”收日本小说(包括笔记)1058种，并附“识语”云：“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同年，严复、夏曾佑又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极力鼓吹西方小说的社会作用，并拟“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次年(1898)梁启超又撰《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懦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翻译文学作品逐渐增多，而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进入发展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他不懂西文，略通日文，翻译的作品不多，但1898年所译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成为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部翻译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一大特点就是通过小说中人物反复的对话或辩论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讨论国事。《佳人奇遇》也不例外，没有系统的情节，只是设计几个人物，以长篇反复的对话来发表自己的政见或叙述事件的经过，目的是以这类小说来启迪和教育处于封建专制、愚昧下的中国人民。 另外，梁启超的又一重要译作是1902年由日文转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今译《两年的假日》），用以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我国青少年的新国民的品格。该翻译小说是典型的“豪杰译”，即，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为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改变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任务，或任意增删。因此，其忠实于原著的程度十分值得怀疑，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小说问世后，不断被重印，重译。 除翻译小说外，梁启超还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中首先介绍了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Don Juan, 今译《唐璜》），成为我国最早翻译拜伦诗歌的译者。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上的另一贡献是他对翻译文学的倡导和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他在《论译书》（1896）中全面论述了翻译西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人才，如何从事翻译的举措。20世纪20年代初，又写了十余篇文章，就我国佛经翻译做了深入的探索。 严复（1854-1921） 我国近代著名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也是第一个系统的介绍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家。1898年翻译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文中根据“优胜劣败”的原理，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已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同时，又阐明“与天争胜”、“自强保种”，让人感悟到只要发奋图强，中国仍有希望。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影响，使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思想意识上取得了一次新的飞跃。 从1898年到1912年，十多年间，严复在翻译上取得光辉成就。他先后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穆勒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耶方斯(W. S. Jevons)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学术名著。从而成为当时翻译界声望最高的翻译家。 严复在翻译界最大的贡献是他在翻译理论方面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沿用至今。这一标准在他的《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也就是忠实于原著；“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由于其所处时代，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的“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 在翻译文学理论方面，除“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外，严复在近代翻译界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上，也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 他在与夏曾佑共同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首次论述了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又在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给友人说：“《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罢缓如此，鄙人于翻书尚为敏捷者，此稿开译已近三年，而所得不过如是，则甚矣此道之难为也”；“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于此以明翻译之难。 另外，从他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出，他主张意译。在译《天演论》时指出：“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义。”其实这也就是所谓“意译”(尽管严夏称为“达旨”，即译述)。 林纾（1852-1924） 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主要业绩在于他的翻译文学。作为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他先后在二十年间翻译了163种涉及十多个国家三十多位作家的作品，速度之快，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林译小说”文笔流畅、隽永，极富表现力，语言有时读起来比原作还优美。许多现代文学大家（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以及冰心等）的创作和翻译都受到其很大的影响。 他的第一部译作，1899年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部产生重大影响的翻译小说，一经出版，顿时“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阳”。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严复曾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它不仅征服了广大读者的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人对外国小说的错觉，开始认识到外国也有如《红楼梦》—样的杰作。同时，文中采用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如第一人称的叙事、倒叙、书信和日记的插入，也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巴黎茶花女遗事》外，林纾还翻译了许多影响较大的译作。如：译美国斯托大人的《黑奴吁天录》(1901)、英国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1905)、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1905-1906)、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1906)、英国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1907)、《滑稽外史》(1907)和《块肉余生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08)、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今译《见闻杂记》，1907)、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1908)等。这些作品也都大大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对近现代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辜鸿铭（1875-1928） 近代一位翻译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首先，最重要的是他将中国经典《论语》（1898）、《中庸》（1904）译成英文，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影响很大。其次，他还翻译了英国诗人威廉·柯伯(William Cowper,1731-1800)的讽刺诗《痴汉骑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辜氏以五言古体翻译了该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和那股痴傻的味道翻译的历历在目，极富幽默感。 周桂笙（1873-1936） 以翻译侦探小说闻名。他最早翻译的侦探小说是1903年译法国鲍福的《毒蛇圈》，译文为流畅的白话，在当时很少见，比伍光建的白话翻译还早约四、五年。继《毒蛇圈》后还翻译了《歇洛克复生侦探案》（1904）和《福尔摩斯再生案》（1904-1907）的后三篇。但最早的侦探小说翻译并不出自周桂笙而是1896年翻译《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张坤德。 周桂笙通英、法两国文字，阅读了外国小说数百种，视野较广，能欣赏、体认外国小说的长处。因而，在近代理论界中西小说比较中成为西优中劣的代表人物，与中优西劣的代表人物侠人相对峙，虽无从窥其全貌，但就其比较本身仍有其学术意义。 奚若（？-？） 与周桂笙相伯仲的另一位侦探小说翻译家。在他的译作中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再生案》（1904-1907）的前十篇和莫利森的《马丁休脱侦探案》（1905）。 戢翼翚（？-1908） 普希金作品最早的译介者。他所译《俄国情史》（今译《上尉的女儿》，1903）虽是根据日文本重译的，却是俄罗斯文学的第一个中译本。 徐念慈（1875-1908） 喜欢科学小说。1905年翻译了美国西蒙纽加武（Simon Newcomb）的《黑行星》很为人所称道。 陈景韩（1877-1965） 又称陈冷血或冷血。他的翻译面比较广，但尤以译虚无党小说最为有名。其中，包括《虚无党》（1904）以及《虚无党奇话》（1906）。从此，中国近代形成了以陈景韩为首的一股虚无党小说翻译热，主题歌颂俄国虚无党人用暗杀手段推翻沙皇的封建专制，小说主人公均是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怕牺牲的英雄人物，尤其以礼赞虚无党女英雄苏菲亚居多。 此外，这一时期文学家曾广铨偶译的英国哈葛德的《长生术》（1899）；无名跛少年沈祖芬的《绝岛漂流记》（今译《鲁滨逊漂流记》，1902）也都颇引人注意。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是： 一、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输入文明，鉴其思想，因此，译者在选择底本时不大考虑作品的文学地位。从总体上看，名著所占比例不到翻译小说的10%，其余90%以上均属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作品。 二、以意译和译述为翻译的主要方式，作品中时有误译、删节、改译和增添等现象出现，从而造成作品的失真性较大。如梁启超所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首先由法文译成英文“用英人体裁，意译不译词”，后日本人由英文译为日文时又“易以日本格调”，最后经梁启超“又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介绍入中国。几经“豪杰译”，这位作品中的“小豪杰”就变成了译者各自心目中礼赞的“小英雄”了。 三、因袭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和故套，有意将外国小说译为传统的章回体，为作品分章标回，运用对仗的回目，且多使用“话说”、“且说”“下回分解”等章回体中的老套用语。所谓“新意境”在小说结构形式上只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四、翻译体例不完备，译文不注明原著者和译者姓名，从而一书重译、多译的现象严重。另外，原著者译名混乱，即使对儒勒·凡尔纳和柯南·道尔两位我国最熟悉的作家的译名也有八、九种乃至十几种之多。 五、还没有出现译介“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 六、在各类文学体裁中，小说翻译活动最为活跃，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比较完备。到19世纪末翻译小说的几种主要类型均已齐备，但数量很少。进入20世纪后，政治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冒险小说、法律小说、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等类型小说翻译逐渐增多。据统计，至1906年止，翻译小说的类型已超过500种。 七、由于用古典诗体翻译外国诗歌，困难很多，这一时期诗歌翻译比较少。尤其是1905年之前，诗歌翻译主要还是依附于其他作品或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歌唱而出现。如：梁启超译拜伦的《渣阿亚》片段和长诗《端志安》中的两节均是出自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3、繁盛期（1907-1919） 1907这一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月中国第一个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话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中国话剧正式诞生；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四大期刊之一的《小说林》也在该月创刊，加之1906年11月创刊的《月月小说》，两大杂志都大量刊发翻译小说，为近代翻译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且绝大部分作品均注明原著者。从此，翻译文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之以前大有不同。此外，1907年大量文艺报刊创刊，除《小说林》外，《竞立社小说月报》、《中外小说林》、广东《新小说丛》、《广东戒烟新小说》、香港《小说世界》等也陆续创刊，为翻译文学进入繁盛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1907年至“五四”前（1919年以1/3计）的翻译小说有2030种，大约是前两期翻译小说总和（527）的四倍。 这一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苏曼殊（1884-1918） 近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以译拜伦诗而著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9年翻译被收入《拜伦诗选》的《去国行》、《赞大海》和《哀希腊》，这三首译诗倾注了译者对拜伦的崇高敬意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体现了曼殊译诗的主要风格。苏曼殊的译诗比较忠实于原作，多采用古典诗的形式，十分注意形式的整齐美。《去国行》运用五言八句，保持了近体律诗的形式；《赞大海》为四言，带有《诗经》的风格和韵味。苏曼殊对近代翻译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编选的四部翻译诗集：《文学因缘》（1908）、《拜伦诗选》（1909）、《潮音》（1911）和《汉英三昧集》（1914）。对近代翻译诗歌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同时拓宽了翻译文学的领域。《文学因缘》第一次将大量的英译中国古典诗歌收集成册。《拜伦诗选》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部外国翻译诗歌集，收拜伦诗5题42首，对传播拜伦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同时在译诗当中又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翻译理论，“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需精通其文字。”认为精通所译国家的文字，是翻译最起码的要求。指出自己的译作是“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在翻译理论界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马君武（1881-1940） 近代著名的翻译家。精通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翻译过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在近代翻译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苏曼殊齐名，1905年先于苏曼殊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但最著名的译诗是1907年译英国诗人胡德的《缝衣歌》，全诗为整齐的五言古诗，译笔细腻真切，哀婉动人，通过缝衣女的歌唱，述说了她因生活贫困而日夜劳作、不敢停针的劳苦。最后几经专刊，颇受中国读者的欢迎。 胡适（1891-1962）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早在“五四”前就开始了翻译文学活动。胡适通英文，翻译作品均较忠实于原著。他的译诗多是英国和美国诗人的。1908-1914年间多采用古体译诗，但语言较苏曼殊等人要通俗了许多。1914年后译苏格兰女诗人安妮·林德赛(Anne Lindsay)的《老洛伯》、英国奥斯汀·多布森(Austin Dobson)的《奏乐的小孩》和美国萨拉·梯斯代尔(Sara Teasdale)的《关不住》在形式上就都均已以白话文出现，显示出了翻译文学的一个新的走向。译介外国小说方面，胡适侧重于短篇，对此后中国的小说的创作短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吴梼（？-1912） 近代俄罗斯文学翻译成就最突出的翻译家，他是俄罗斯文学创作三大家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作品的第一个中译者。他精通日语，所译作品多以日译本转译。另外，译契诃夫的《黑衣教士》（1907）、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即《当代英雄》第一部《左拉》，1907）和高尔基的《忧患余生》（即《该隐与阿尔乔姆》）均以纯熟的白话翻译，其纯熟程度可与伍光建相媲美。 陈嘏（？-？） 第一个屠格涅夫作品中译本的译者。1915-1916年首先发表了屠格涅夫的《春潮》和《初恋》，从此，中国开始了屠格涅夫作品的更深入的翻译。在《春潮》和《初恋》两部作品中，陈嘏采用文言与白话等值翻译的方式，显示出较高的翻译水平。他的翻译文学鉴赏水平较高，译作几乎全是名家名作，且均忠实于原文。 伍光建（1866-1943） 译介法国文学的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五四”前以译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A. Dumas. Pere, 1802-1807)的历史小说《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1907）、《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1907）和《法宫秘史》(Le Vicomte de Bragelome,1908)最为著名。他精通英文且作品译自英文本，虽译文中偶有删削，但从整体上看，译作均较忠实于原著。另外，他的翻译采用简洁畅达的白话，与周桂笙、徐念慈等人的白话译文相比，要纯熟了许多。 曾朴（1872-1935） 近现代译介法国文学最有系统的一位文学翻译家。他十分注重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译作以翻译雨果的作品为重点。其中，1916年出版的戏剧《枭欤》(Lucrèce Borgia, 今译《吕克兰斯鲍夏》)和1912年连载于上海《时报》的长篇历史小说《九三年》，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翻译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的《夫人学堂》（今译《太太学堂》）和左拉(E. Zola,1841-1902)的《南丹与奈侬夫人》也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 他主张翻译要忠实于原著，对于林纾式的翻译和意译不满意，他认为翻译者必须认真研究原著语言的文法和特色，才能忠实地传达出原著的风神。他也不满意于林纾用文言译外国小说，认为这样的译品，只不过是“外国材料的模仿唐宋小说”，而主张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惟如此，方能传达出“原著人的作风(风格)，叫人认识外国文学的真面目，真情话”。因此，他的翻译较忠实于原著，他所译的法国文学作品在当时也是较好的译本。 包天笑（1876-1973） 近代又一位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作品很多，自1901至“五四”翻译作品约80余种。但主要以翻译教育小说著称，他译有多部教育小说，其中的《馨儿就学记》(1910)、《苦儿流浪记》(1912)、《埋石弃石记》(1912)三部还受到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嘉奖。三书中又以《馨儿就学记》影响最大，尽管包天笑的翻译既不署著者名，又多系不严格的意译，随意性较大，其中甚至还杂有创作．如《馨儿就学记》中的“扫墓”一节，就依包家的事为蓝本，这都是为翻译所不取的。但在一个向来缺乏教育小说的国度里，包天笑注意翻译这类教育小说，不论是从儿童教育和小说创作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周瘦鹃（1895-1968） 近代翻译界的后起之秀。但翻译作品极多，自1911年（时年16周岁）至“五四”前共发表各种翻译作品165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是继鲁迅、周作人选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后的又一部短篇小说专集，也是近代收外国短篇小说数量最多、国别最广、名家名著最多的一部小说选集。在这部作品中周瘦鹃已经注意译介“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这一点在翻译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 周氏兄弟（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代表着一种新的动向，预示着“五四”前夕旧文学的解体以及向新文学的过渡。这一时期，周氏兄弟分别都译有自己的多部翻译作品，但在近代翻译史上影响最大的当推他们选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书中周氏兄弟将翻译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上，以一种新的文学眼光来审视整个翻译文学界。此外，还注意翻译“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国家的文学，旨在唤起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 在翻译上周氏兄弟提倡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既是为了纠正林纾等人任意删节的毛病，也是为了忠实地介绍外国文学。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又说：“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尽管文言直译的译文，读起来难免诘屈聱牙，却能保持原著的真实面目。 这一时期较前两期翻译文学有其新的特色： 一、文学体裁趋于完备，除上一期主流的诗歌和小说外，短篇小说翻译蔚然成风，对“五四”新文学现代小说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戏剧、散文诗和童话的翻译。自1907年后，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也形成一股侦探热，当时翻译数量多，涉及面广，翻译队伍庞大，速度快。侦探小说翻译几乎与原著创作同步，数量也约占到全部翻译小说的1/5。 二、一些有代表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的认识逐渐提高。苏曼殊提出“衲谓凡治一国文学，需精通其文字。” 、翻译要做到“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诗歌翻译要注意神韵与形式的统一。曾朴也指出“要保存原著人的作风，叫人认识外国文学的真面目，真精神。”林纾则认识到译者必须进入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世界。 三、翻译文学中名家名著增多。由于留学队伍的不断扩大，更多通晓一种或多种外文的译家走上译坛，且大多有较好的外国文学基础和鉴赏力，从而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们对文本的选择有了较明确的文学眼光。 四、这一时期译述仍然存在，意译者居多，但同时也出现了直译。曾朴所翻译的法国戏剧和吴梼所翻译的小说均属直译，周氏兄弟则更是有意识地提倡直译。 五、语言大部分还是采用文言翻译，但白话的萌芽已经出现。伍光建的翻译就多采用简洁畅达的白话。 六、外国翻译诗歌专集开始陆续出版。 女性译者的翻译作品开始不断出现。自1900年薛绍徽的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后，陈鸿壁、张默君、凤仙女史、黄翠宁、陈信芳、汤红？和听荷也都分别有译作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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